范绪箕(1914—2015)，江苏江宁人，著名力学家和航空教育家。193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1938年、1940年分别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航空工学硕士和机械工学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航空工程系主任，华东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校长。
范绪箕一生致力于航空科技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创建了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是华东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的主要领导人。他主持设计、组织施工，建成了浙江大学3英尺低速风洞，南京航空学院亚、跨、超音速风洞和热应力模拟试验设备。他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架靶机，对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办学方面，提出了尖子教师的培养制度，提倡教学科研并举、以科研促进教学的办学思想。长期从事热弹性力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为中国热应力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015年11月21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发奋读书，立志航空报国
范绪箕，1914年1月5日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俄学生，学习铁路工程，回国后从事铁路技术工作，参加了由俄国支持的满洲里—绥芬河铁路的测量和修建工作，曾任中东铁路局局长，中苏理事会理事，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童年的范绪箕受家庭影响，知晓国家富强非科学技术发展不可，读书尤为发奋。7岁入北京崇德中学附小，9岁即进崇德中学学习。1925年，随家迁往哈尔滨，进哈尔滨工业大学俄文预科班学习。1929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1935年毕业，获工程科学学士学位。翌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攻读机械和航空工程，第二年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第三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在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 Theodorevon Kármán)指导下获航空工程博士学位。
在美留学的5年，是范绪箕求知的重要时期。他的导师冯·卡门是20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世界航空科学的泰斗，也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博士导师。冯·卡门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航空研究生院院长期间，开创了辉煌兴旺的卡门年代。在学风上，他强调培养独立思考、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研究工作上，强调理论研究必须联系实验观察并受实验观测指导的原则。这些都对范绪箕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定期举行的学术报告会更使范绪箕眼界大开，大大拓宽了他的知识面。范绪箕还被学院拥有的大型风洞深深吸引，他明白风洞对发展航空科学的重要性。
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范绪箕毕业回国，他立志航空报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在抗日救国的事业中。当他在上海走下船舱时，沦陷区的凄惨更坚定了他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决心。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绕道香港，历尽千辛万苦，到当时已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机械系任副教授。1942年应聘到航空研究院任研究员。1943年来到昆明，受聘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任教授。1945年，范绪箕再次应聘为浙江大学教授，创建了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并任系主任。他主持建成了风洞实验室并制定了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他是当时浙江大学活跃的年轻教授之一，思想倾向进步，痛恶当时的贪污腐化之风，挺身而出积极投入了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深受广大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1949年杭州解放，范绪箕被浙江省军管会任命为浙江大学、英士大学、三江大学三校接管委员会委员。至1952年，范绪箕一直在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任教，并兼任校总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他办事民主，讲究原则，主张对课程精简，并开展工读运动，为校园建设和航空工程系的壮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2年新中国进行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三校航空工程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范绪箕是筹备小组的召集人。他带领广大师生员工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搬迁和安置工作，成功地创办了华东航空学院。他先后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兼教务长，副院长兼教务长。他还是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生产实习指导委员会主任、教材编写委员会委员。
1956年，范绪箕被调到南京航空学院任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工作。在南京航空学院建院过程中，范绪箕贡献了他的聪明才智。他几乎忘却了时间，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亲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他以丰富的办学经验，积极筹划专业设置，组织制订本科教学计划，对提高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培养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加强重点实验设备建设等，提出了既现实可行又具有远见的规划，并认真组织力量付诸实施，为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精心育人，培养航空科技人才
中国航空教育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都设立了航空工程系，但是仍不能满足国家航空发展的需要。1945年，范绪箕再次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开始了筹建航空工程系的工作。当时抗战刚胜利，学校经费十分困难，物质条件很艰苦。范绪箕认为，航空学科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人才培养离不开实验设备，他作为系主任，一方面大力聘请专家、技术员和工人，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实验设备。尤其是浙江大学3英尺低速风洞的建造，更是不易。无参考样板，就自行设计图纸，他亲自把关审核。缺少经费，不能委托工厂建造，他就自己出资千方百计搞材料，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工，终于建造成功这座风洞，在航空工程系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52年，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在国内高校中已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与范绪箕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座风洞后来随院系调整时迁到华东航空学院、西安航空学院，最终留在西北工业大学，并在其后的教学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
1952年秋季到1953年，新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航空工业迅速发展，国家急需培养更多的航空高级技术人才。为配合国防建设，集中力量培养航空建设人才，国家决定合并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在南京成立了华东航空学院。范绪箕作为学校主要领导人，从校舍建设到实验室建设，从学生工作到教师队伍及教材编著等都认真过问，并亲临基建现场解决问题，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华航及时开学，特别是保证了喷气教练机教学、实验等工作的正常进行。针对当时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他带领大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及时地修订了教学计划。
1955年在华东航空学院任教时，范绪箕被确定为一级教授。他长期奋斗在中国航空事业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岗位第一线，在诸多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56年，由华东航空学院寿松涛院长介绍，范绪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华东航空学院起了很积极的鼓舞作用。他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国航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第一届常务理事。他筹建成立了江苏省航空学会，任第一届理事长。他还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上海力学学会第三届理事长。
1956年到1979年，范绪箕任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他认为，南航专业设置调整的原则应是从中国航空工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应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过去专业过细过窄的缺点，拓宽专业范围，加强理论基础，以扩大学生对今后工作的适应性。他认为，航空院校应首先办好有航空特色的专业，保证这些专业处在学科的前沿，并根据南航的专业基础，强调要少而精，首先保证办好飞机专业。针对当时设计工艺分开设专业，设计偏理论，工艺多实践的偏向，他指出，工厂需要的是设计和工艺都懂的人才，只偏于某一方面并不能适应工作。航空科学是现代科技的综合体，他预示到电子计算机将会对整个工业包括航空工业起决定性的作用，就积极组织人力、物力筹建计算机、控制、测量等专业。这在当时中国高校中是较早的，推动了南京航空学院教学、科研的全面发展。
1956年，南航由大专提升为本科——改制建院，迫切要求教师水平的提高，以适应本科教学的需要。鉴于南航建院初期教师力量薄弱的状况，范绪箕认为，应该大胆起用年轻人，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尖子教师培养制度。他亲自选拔优秀青年教师作为老教授的助手，并免去他们的行政职务，让他们挑教学、科研重担，优先安排进修等，为他们创造提高的条件。这一措施是富有成效的。这批教师大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带头人。另外，范绪箕认为，大学教师只教书讲课是不够的，这样必然会脱离学科的前沿阵地。他大力倡导教师要认真读一两本经典著作，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教师搞科学研究，组织开展院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他创办了《南京航空学院学报》，并兼主编。他亲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南京航空学院的科研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范绪箕先后主持研制了亚、跨、超音速风洞和热应力模拟试验设备，组织建成了进气道试验设备、低压燃烧试验设备、三自由度液压飞行模拟转台和大型连续工作式气源装置。这些项目都是与专业建设和斯贝发动机基础理论相配套的，在南航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重大科研设备的研制，都倾注了范绪箕的心血。范绪箕认为，一个航空学院没有供教学实验和科学研究的风洞设备是不可思议的。他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研制、筹划建造的风洞，先后为中国的航空航天工业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验证定型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南京航空学院的风洞已完成配套化，成为具备现代化测试手段的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的试验基地之一，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飞机飞行速度跨越音速，这是航空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但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由于附面层内空气的动力加热，会使得飞机表面温度过高，产生热障问题。范绪箕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了解决热障问题的迫切性。1959年他率领中国航空高校代表团访问苏联，更坚定了他研究热障问题的决心。他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主持建成了热模拟试验设备，及时完成了中国一系列高速飞行器的结构热强度试验。到20世纪80年代，南京航空学院已发展成为一所专业和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教学科研设施比较完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高等学府。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范绪箕在教育岗位上度过了50多个春秋，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桃李满天下。他是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公认的资历较深、水平较高的教授，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范绪箕先后讲授过工程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学、热应力理论、热应力实验技术等课程。新中国成立初，在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时，由于俄语教师缺乏，他还给教师讲授过俄语课。他严于律己，备课充分，讲课生动，富有启发，常常举一反三，课堂气氛活跃，深受学生欢迎。在南京航空学院期间，他提倡启发式教学，反对灌输，他常常提醒大家，对学生不要抱着走，而是要放开手脚让其自己走。他强调打好基础，因材施教，要有竞争淘汰。他还亲自组织观摩示范上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重视教材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过教材的编审工作。他曾任国防科委航空专业教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认为，教材要删繁就简，做到少而精。他一贯坚持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要让学生既学到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的锻炼，提倡学生要参加与所学专业有联系的实习劳动。他的这些教学思想对南航的教学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引导作用，深得广大教师的拥护和支持。
1979年，范绪箕调任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校长，第二年任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教学管理中，他积极推行教育改革，活跃和深化了学校的教学、学术工作；提倡对交叉边缘学科的研究，组织了跨系的学科委员会；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成立了培养师资办公室，并亲自联系安排选送大批优秀青年教师、学生出国深造；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大大地推动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对外学术交流等工作。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他积极倡导和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他指出，现代科学的发展需要理、工、文的相互渗透，大力提倡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和上机操作能力，让学生毕业后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认为，高等工程教育要改变单一层次的局面，实行多层次化，建立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他指出，要让学校直接面对社会，但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搞科技要把出成果与出人才结合起来。范绪箕的这些教育观点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写的教育研究论文《高等教育要实行多层次化》获1985年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另一篇《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1986年被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评为优秀论文。
范绪箕1962年起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他认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要求是不同的，前者是老题新做，或新题老做，而后者却要新题新做。他对课程设置、学时安排都亲自过问，从选题直到定题从不放松要求。他还带有科研助手，并对他们严格要求，规定每周要做一次工作汇报，同时，又对他们大胆放手，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他很注意研究作风和工作作风的培养。他认为，科研工作仅仅在理论上下功夫是不够的，更需要有实验工作的配合，现代科技要求更多的配合与协作，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如今，他培养和扶持的学生以及他的助手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断创新，为航空科研和教育事业奉献一生
20世纪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其发展速度是空前的，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任何人，无论哪个国家，如果坐享其成，都有被抛在后头的危险。范绪箕对科学技术具有较强的观察力，他认识到，要随时跟踪新技术，注意国际发展动态，并要有迎头赶上的决心。
靶机是一种用于打靶训练的专用无人驾驶飞机，它具有造价低、重量轻、飞行时不受人体生理条件限制等特点。20世纪50年代，靶机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而在中国还是空白。范绪箕亲自抽调人员组织成立研究室，先后开展研制“南航一号”拖靶机和“南航二号”超音速靶机，并在此基础上演变为“长空一号”无人驾驶靶机。这项工作的开展，不仅锻炼提高了教师队伍，而且推动了南航科学研究的发展。南航后来也成立了无人机研究所，相继研制成功的“长空”系列靶机满足了国防建设的需要。
从1962年起，范绪箕一直致力于热应力学科的发展，主持建成热应力模拟试验设备，完成了国家许多重要热强度实验项目，开拓了中国在该学科的研究和应用工作。1979年后，他更加深入地开展热应力问题的研究工作，在上海交通大学组织成立热应力研究室，从事热应力设备、热应力问题的研究。他指导研究生对热应力耦合理论、焊接相变问题、热测试方法、复合材料热应力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表论文数十篇。另外，他主持研制成功MDS数据采集系统和节能型集成程控交流稳压器，先后于1982年和1986年通过上海市高教局组织的专家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且投入了小批量生产，这些设备在生产和科研中发挥了较好的效益。
范绪箕在航空科技和教育事业方面的贡献和在热应力学科的成就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1983年8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14届国际冲击波及激波管会议上，范绪箕应邀做了《中国在激波管方面的研究状况》的大会报告。从本届开始，他一直是该国际会议主席团成员和特邀顾问。他还先后应邀在澳大利亚国家航空研究院做了《中国的航空工业的发展》的报告，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做了《中国教育体制及改革》的报告。他还应邀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明尼苏达大学、普渡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做了《热应力的状况及发展》的专题报告。1984年，他应邀到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热应力实验室指导研究项目并工作三个月，受到高度赞赏。
在他进入90岁高龄后，仍然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继续指导培养研究生，为发展热应力学科辛勤地工作，并任南京航空学院兼职教授，为国家培养飞机设计专业的博士生。他认为，热应力问题是工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联合各方力量攻关。为此，他作为主要发起人，由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四所院校联合提出把“现代热强度理论及其应用”列入国家计划并作为重点研究项目的建议。
2013年，有报纸曾刊登《他是很有亲和力的严厉师长——学生眼中的百岁教授范绪箕》一文。当时记者在上海交大徐家汇校区范老的办公室里采访，他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他的书桌上还摊着各种时下前沿的航天研究，他正在为一个学术论坛做论文准备。
当中国的各种无人机在国际航展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位最早提出中国“无人机构想”的科学家被问到有何感想时，范绪箕曾回答：“这是我一生的理想之一，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理想在变成现实。”20世纪50年代，靶机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而在我国还是空白。范绪箕率先提出研制无人驾驶飞机的构想，他组织成立研究室建成了亚跨超音速风洞、三轴飞行模拟转台等关键实验设备，先后研制出多项成果，为中国无人机发展奠定了基础。
范绪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具有独特的观察力，同时从未停止对科技未来的畅想和研究。我国神舟飞船使用的是烧蚀热防护，飞船返回地球后返回舱表面看上去像被火烧过一样，范绪箕梦想将纳米等热防护材料技术应用到神舟飞船上，让神舟飞船“看起来更美”，而且能够像航天飞机一样往返起降。实际上，对于热应力学科的研究他早在1962年就启动了，他完成了国家许多重要热强度实验项目，开拓了我国在该学科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从1996年起，他开始研究航天飞机的热防护系统，在国内率先开展热应力理念和实验应用方面的研究，并在高温应力、蠕变、焊接相变以及断裂疲劳、振动、损伤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范绪箕卸去校长行政职务后，仍把精力都投入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当中，直至百岁时每天仍坚持工作6小时以上，查阅资料、进行实验、撰写论文、与学生们讨论科研问题、参加活动与青年学子分享自己的科研心得，他的工作让他快乐又充实。他曾说：“职务上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工作则刚刚开始。”他在92岁和96岁高龄还分别完成了《气动加热与热防护系统》和《高速飞行器热结构分析与应用》两篇论文，同时还指导博士研究生。
在学生眼中，他是“很有亲和力的严厉师长”，他在科研上的认真和严谨是出了名的，但对于新思路、新方法又总有开放的心态。在生活上他是一位很有亲和力的朋友，身体好时，几乎每年春节前总会请学生们到家里吃饭，还倾其所有捐助家庭困难及重病的实验室助手。他说自己“没有家累，思维单纯，坚持工作让我头脑灵活”。这是范绪箕教授常说的一句话。坚持工作、独立生活、心态平和、饮食健康，这是范绪箕为自己一生总结的长寿之道。
（整理：宁生录）
主要参考资料
[1]孟雁.吴辉.航空报国杏坛追梦:范绪箕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