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镐生(1916—2005)，江苏吴县人，力学、数学、物理学家。1939年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航空工程系前身）毕业。长期从事流体力学、稀薄气体力学和应用数学研究。他提出了植被流局部扩散模型，发现了网格湍流负二次幂衰减律，在自由分子流、旋翼边界层、激波马赫反射、马赫波锥相互作用和分离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1970年以后，强调了力学学科的基础性，并积极指导和支持力学的基础研究，首先提出在中国建立分两级培养研究生的制度，对中国力学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数十年来，谈镐生共发表科学论文和报告4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许多科技领域，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受到国际航空航天和力学界的公认。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5年9月28日谈镐生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航空起步，力学成名 赤子忠心，科学人生
——记谈镐生院士
谈镐生，祖籍江苏省武进县（今武进区）。父亲谈振华，清末贡生，以教书和当职员为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日本侵略军侵占家乡时，曾因抵制悬挂日本国旗险遭杀害，在当地被誉为民族爱国教师。谈镐生5岁丧母，学龄前由乃父教授“四书五经”，10岁在苏州的小学就读，1929年进苏州中学，很快就显示出在文学、美术和数学方面的天赋，数理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前，他自学完微分方程、变分法等大学课程。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航空工程系前身），1939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成都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学习。1940年毕业后，到中国航空研究院当副研究员。两年内，他解决了滑翔机蒙布张力的测量问题，制成了张力计，并获得奖章；还与老师林致平一同发表了《正向薄板承受边压时的弹性稳定问题》等两篇论文，显示出扎实的基础和科研的才能。
1945年，他通过了公费留美考试。1946年，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远渡重洋赴美国攻读研究生。他先到加州理工学院，同年转入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在W.R. Sears教授指导下，1949年获数学、力学和航空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任研究员，从事激波马赫反射问题、旋翼层流边界层和流体分离区问题的研究。在这些领域内取得的丰硕成果，使他迅速成为国际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4—1956年，他在美国诺脱顿大学任工程力学副教授，研究运动浸没体与表面波的相互作用。1956—1957年，任美国底特律大学航空工程教授，研究超气动区弹头曲线优化问题。1957—1962年，在美国创办高等热工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和科学顾问。除了继续研究超气动区弹头曲线优化问题外，还对湍流衰减规律和植被流问题进行了研究。1963—1965年，任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授，继续从事湍流衰减规律研究。1965年10月回国。
“我是中国人”
受父亲的影响，谈镐生从小就表现出可贵的爱国思想。初中阶段，他就参加了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运动。大学期间积极组织同学响应“一二·九”救亡运动。1940年在成都航空机械学校毕业时，曾因他起草的毕业典礼答词中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而被禁闭半年。旅美20年期间，谈镐生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有人多次劝说他加入美国国籍，面对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国公民身份，谈镐生心里依然装着祖国，坚决拒绝了这种善意的劝说。鉴于谈镐生在流体力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其国际影响，美国科技界三次征求他的意见，要将他的名字载人《美国科学家名人录》，谈镐生答复说：“我是中国人，如果有幸被视为名人，首先应该列入《中国科学名人录》。”多么朴实的语言，表达的却是谈镐生一颗永不改变的拳拳赤子之心。
1965年回国后，谈镐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这时正值“文革”前夕，谈镐生以他的一颗赤子之心迎接了面临的种种磨难。在很不安定的环境下，他仍参加和指导了激光物理、板块运动规律、相对论热力学和稳定性问题的研究，醉心于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1976年他就研究生和高级科技人才培养问题积极向中央献策，并率先指出力学的基础性，大力倡导力学的基础研究。
1978年，鉴于谈镐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对祖国科学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谈镐生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5年以后，他还曾兼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力学进展》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特殊的美满姻缘
在美国生活了20年，谈镐生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得心应手。终身教授的职位，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蜚声国际的学术成就，事业、名气、物质、地位于他应有尽有，然而谈镐生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家。以谈镐生的地位和名声、外貌和气质，不是没有人追求，更不是没有机会成家，别人介绍的和自己在工作、生活中认识的异性朋友很多，但接触一段时间以后都是同一个结果：没有下文。原来关键的问题是，谈镐生在择偶问题上的原则性太强了。说了多少年洋文，吃了多少洋面包，始终也没能冲淡祖国在谈镐生心中的地位，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他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生养他的故园，一心回国效力。“我反正是要走的，你将来能跟我回中国去吗？”这是谈镐生在与每一位女友相识后一成不变的首要问题。这条件在谈镐生看来是理所当然，他想我是个中国人，来美国是为了学习知识，帮助祖国摆脱含辱受穷的命运，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回到祖国去，运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然而谈镐生的条件对于当时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位女性都太苛刻了，没有一位女友能接受他的这一基本条件。最终谈镐生也没有选中一位能伴他同回祖国大陆的妻子。
回国的机会终于来了，1965年10月，谈镐生毅然舍弃了在美国的荣誉、地位和金钱，以赴欧洲旅游和去日本讲学为由，买了往返机票，摆脱了美国的控制，怀着一颗忠贞爱国之心，投进了祖国的怀抱。
谈镐生回国正值“文革”前夕，国内极“左”思潮泛滥，他一入国门就被有关部门以“特务嫌疑”立案审查，戴上了一顶“特嫌”帽子，长期不能正常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后来成为谈镐生夫人的邓团子也非无名之辈，她是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邓宝珊先生的女儿，也是一位工作认真的翻译家。邓团子生性活泼，又长得窈窕秀美，追求的人很多，但她一直没有选中一位须眉知己，为了满意的选择，不知不觉中邓团子迈进了大龄未婚女子的行列。“文革”开始后，邓宝珊老先生受到冲击，邓团子也就自然成了“反动军阀的臭小姐”，再加上她平时心直口快，得罪过一些人，业务上又精明强干，引起过某些人嫉妒，于是她理所当然地成了“专政对象”。这个时候，邓团子倒是有空暇考虑“个人问题”了，可是有谁敢娶这个戴着“帽子”的女人呢？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冯力源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冯大姐早年曾和邓家住过街坊，她觉得邓家姑娘心眼好，没架子，聊得来，后来她们一直有些联系。可巧，谈镐生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和冯大姐成了邻居。住得时间长了，冯大姐觉得谈先生这人有学问，说话随和，怎么也不像个坏人。一个大科学家什么事都自己动手真不容易，得有个人帮着操持家务。冯大姐觉得邓团子和谈镐生结合再合适不过了。在热心的冯大姐介绍促成下，谈镐生拜访了邓团子在红霞公寓的家，他得到了邓宝珊老先生的赞许。谈、邓二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并进而相知、相爱。1969年7月，谈镐生手提一只皮箱走进红霞公寓，从此他和邓团子携手相伴共度坎坷，一次次迎接命运的挑战。
一回国就戴上“特嫌”的帽子，谈镐生心中郁郁不平。“四人帮”粉碎后，谈镐生依然被这顶帽子压着0 1978年，全国力学学科规划会议由谈镐生建议召开，但他却被撤销负责开会的职责，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谈镐生的科学成就和声誉却得不到一张入场券。后来还是邓团子奋笔疾书向中央报告，凭借谈镐生对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使他作为科学大会的特邀代表出席大会。谈镐生的“特嫌”一直得不到平反，邓团子为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多次上呈报告申诉。然而到1984年，谈镐生的档案里仍然装着“特嫌”的材料。谈镐生疲倦了，他说：“算了，随它去吧o"邓团子不依，还是一次次申诉。1985年春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文章，邓团子看了说：“镐生，我还要打报告，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还没人理，我就不写了，咱俩安安静静度晚年。”后来邓小平看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尽述谈镐生种种不平之遇的内参后，批示道：“为什么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改正，科学院是谁在管事，请查一下。”1985年2月1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大会，公开为谈镐生平反，谈镐生和邓团子心中终于搬掉了“一块石头”。
培养人才和倡导力学基础研究
“文革”中，谈镐生目睹祖国科学事业备受摧残，一心情十分沉痛，但他以一个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深邃见解，认为培养人才是祖国科学事业希望之所在，因此他顶着极“左”思潮的压力，痛斥那种“学科学技术就是‘白专’”的谬论。1973年，他在力学所全所大会上响亮地提出，在科技飞速发达的现时代，科技人员不可一日不学业务。他大声疾呼：“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为了工作，学习才能工作，学习就是工作。”他还抱病为青年人举办湍流、激光物理、概率论和分析力学等讲座，并翻译审校了200多万字的《随机函数和湍流》《激光物理》和《气动激光技术》等书稿，从而吸引了一群优秀的年轻人聚集在他的周围，成为他的“地下研究生”。他指导青年学者研究湍流扩散、地球板块运动、大气污染和激光物理等，所得成果先后发表在《中国科学》等学术刊物上。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待兴，科学界亦是如此。谈镐生高瞻远瞩，于1977年上书中央领导，最早提出在我国建立分两级（相当于国外硕士和博士）培养研究生的制度，还建议按不同年龄，通过不同途径培养和提高在职科技人员业务水平的方案。此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赞赏，并立即批送给有关部门办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成立后，他率先给研究生讲课，影响很大。1977年制定的《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没有包括力学，只是在技术科学
规划中列入了“工程力学”。谈镐生认为这种做法过分强调了力学的工程应用性，而忽视了它的基础性，不利于力学学科的发展。他大声疾呼，强调支撑力学广泛应用性的是它的基础性，指出力学已成为许多交叉学科的基础，并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直陈了自己的书面意见，要求召开全国力学规划会议，制定全国力学发展规划。这一建议最后转呈中央，得到批准。经科学家会前多次座谈讨论，达成共识：力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是应用科学。1978年8月，全国力学规划会议召开，这是一个全国力学工作者空前团结的大会，不少与会代表向谈镐生表示由衷的敬佩和祝贺。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理论和应用力学》，明确了“力学是许多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基础”，强调了力学的新变化以及交叉学科的发展。这些精神指引了我国力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此，如天体物理力学、生物力学、地球流体力学、应用数学等力学边缘学科的发展更为迅速，谈镐生感到无比欣慰，并把这些边缘学科同物理力学、理性力学等统称为基础力学。在力学所内，1978年底，按照他的科研设想，成立了“基础研究室”，进行以力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全室30余人，他亲任主任，下设天体物理力学、地球物理力学、生物物理力学、应用数学、力学物理5个组。这是一块“试验田”。谈镐生的总方针是实行自由选题，搞基础不搞任务，对人才强调培养，而不只讲使用；针对每个科技人员的特点，提出恰当的要求，必要时给以具体指导，并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该室科研成果丰硕，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该室成员在有关学报上发表和已录用的科学论文就达60余篇，其中有12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此外，根据他的建议，还恢复了物理力学研究室，他兼任室主任。1980年秋，他应美国南加州大学等7所大学的联合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巡回讲学，介绍了他在国内领导进行的科研工作和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们的重视。他的科研管理经验曾在《科学报》上做了介绍。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人才，后来均成为科研骨干，其中包括7名博士、硕士生。“基础研究室”自成立到1990年，每年平均发表论文30余篇，各小组后来都在相应的领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治学之道——基础决定论
谈镐生在科学上的成就与他的“基础决定论”的治学思想密切相关。他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深方能叶茂”，“什么样的基础决定什么样的科研水平”。1940年，当他还是中国航空研究院的青年科研人员时，就认识到数学是基础，因此约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自费聘请老师，业余钻研数学。1946年后他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由于成绩优异，他的老师西尔斯教授要求他一年内取得博士学位，可是这位“古怪”的学生却坚决不愿意！他坚持要用三年，以更高的标准拓宽和加深自己的数理基础。直到1949年，他以数学和物理都得到100分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获数学、力学和航空博士学位，并得到了著名数学大师W.费勒(Fell)和诺贝尔奖获得者H.A.贝蒂(Bethe)的赞赏。他认为这个学生的才华远非100分所能表示。
《力学学报》的编辑们反映，对一些跨学科的或“冷门”的学术论文，一般较难找到合适的审查人，这时就去找谈镐生，他总能给予很中肯的审查意见，虽然这些论文的内容并非都是他亲自研究过的。正是由于他具有精深的数理基础和广博的知识造诣，才使他在科研工作中独具慧眼，游弋自如，并能不断取得新的重要成果，且成果面宽广，以致被美国同事们称为一员“福将”。他强调基础的治学经验，回国后也贯穿在他对年轻人的培养之中，使他们获益匪浅。
爱国奉献，正直一生
回国40年来，他不但关心祖国航空航天等科技事业的发展，特别重视力学学科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而且较早致力于帮助开发落后地区，率先组建新技术开发公司，全力支持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日常生活中，谈镐生也处处表现出奉献精神。1969年，他随夫人邓团子到河南汲县“下放落户”。在寒冷的冬天，他们宁愿自己挨冻，把发给的取暖煤全部送给五保户。他给生产队捐款买牛；特意为久病卧床的老大娘去县城买药；“文革”之后，谈镐生夫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落实政策后两人补发的工资1万余元全部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谈镐生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坦率，不畏权势，即使在“文革”中受审查被压制期间，他有意见也是直言不讳的。如“文革”初期，全国肆意批斗、抄家，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他却公然同情安慰被无故批斗的干部。那时他就向造反派提出“国家要有法制”，遭到造反派的无理讥讽。压力再大，他也不参加“批邓”和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批孔”等活动，表现出了“精钢宁折不为钩”的精神。
（执笔：黄迪民）
主要参考资料
[1]力学进展编辑部.谈镐生先生生平.力学进展,2005.
[2]网络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