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逢甘(1925—2010)，江苏常州人，空气动力学专家。1946年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学位，师从国际著名流体力学家李普曼教授，并得到钱学森的指导。1950年8月，在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祖国。回国后曾任“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教授，1956年调入国防部五院，筹建空气动力所。庄逢甘主持了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试验基地的规划和建设，建成了从低速到高超音速的成套设备，并组建了一支空气动力研究的骨干队伍，在中国航空、航天以及导弹武器的气动试验和研究设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等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
2010年11月8日凌晨2点半，中国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开拓者庄逢甘院士在北京溘然长逝，走完了85岁的一生。这位饮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专家，追随钱学森半个多世纪，奠定了我国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发展的基础，并将毕生心血倾注其中，至死不渝。“病重住院期间，父亲仍然时时惦记着工作”，其子庄飞这样说。庄逢甘常对前来探望的人表示，病好了以后还要回去工作，要“大干一场”。可是，这次他的愿望没有能实现。
追随钱学森走上“空动”研究之路
1925年2月，江苏常州一户以榨油为生的人家喜得贵子。也许是为了表达久旱逢雨的盼子之情，父亲庄德成为儿子取名逢甘。10岁那年，庄逢甘进入常州县立初级中学学习，成绩出众、文理兼优。几年后日军侵华，深受民族气节教育的他心急如焚，只恨自己不能跃马横刀走上抗日战场。
1942年，庄逢甘进入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寻求航空救国之道。5年后，他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在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李普曼教授的指导下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专业。当时，钱学森正好在校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庄逢甘不仅有幸得到了钱学森的业务指导，还有机会与他交流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理想。1950年，由于庄逢甘在湍流统计理论方面的杰出才华，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前，已收到学院让他留校当研究员的聘书。不久，与庄逢甘住在一起的罗时钧对他说：“我给你讲个消息，钱先生决定要回国了。”这是罗时钧作为保密消息告诉庄逢甘的，庄逢甘回应说：“钱先生要回国？那我还不如早点回去，我也早点考虑这个问题。”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庄逢甘听到祖国的召唤，再也按捺不住。1950年8月，他毅然放弃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荣誉和地位回到祖国，随后担任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没想到的是，钱学森由于美方的阻挠，一时难以回国，而庄逢甘却后发先至，在国内等候钱学森，这一等竟是五年。
1951年7月，经知名学者周培源、钱伟长推荐，庄逢甘被调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兼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将军点名将庄逢甘调到“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授，讲授空气动力学并筹建实验室。两年后，钱学森到“哈军工”参观，一到学校，便要求与庄逢甘、罗时钧俩人见面。分别五年后在祖国重逢，庄逢甘和罗时钧都十分兴奋。庄逢甘说：“你回来了，这下可以好好研究一些理论了。”钱学森对他说：“现在主要不是搞理论研究，而是要搞工程建设。没有工程建设，研究就是空的。”一席话，给庄逢甘深刻的启迪。不久后，钱学森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草拟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发展规划，开列了参与此项工作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便有庄逢甘的名字。从此，庄逢甘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火箭、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道路，并逐渐成为一名饮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1956年庄逢甘调入国防部五院，筹建空气动力所。在钱学森的领导和指挥下，庄逢甘主持了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试验基地的规划和建设，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第一个试验设备配套、厂房雄伟、技术力量齐全、崭新的航天气动试验研究基地诞生了。它的名字就叫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代号701研究所。钱学森高兴地看到自己规划建设的北京气动所的蓝图已经实现，以十分喜悦的一心情对此做出高度评价：“在基础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只用了美国一半的时间，就建成了空气动力试验基地，初步掌握了跨、超音速生产性风洞的型号试验工作。”
给卫星、导弹研制架设“高速通道”
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一石击起千层浪。西方航天专家立即做出推断：中国已经建成了专门从事飞行器空气动力试验的秘密机构，而且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较高水平。这样的推断并非空穴来风。空气动力学在航空航天业发展中被誉为“先行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美国、苏联等世界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成立了国家级的研究试验机构。
1956年10月，我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最早组建的10个研究室中的第七室就是空气动力学研究室。年仅31岁的庄逢甘被钱学森点名担任该室的技术负责人。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有三大手段，风洞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风洞是一种能产生人工气流，并能观测气流或气流与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管道装置，不同流速、密度和温度的气流能模拟各种飞行器的真实飞行状态。对于飞机、导弹、卫星来说，没有风洞，就意味着要做实弹试验，而一次试验的花费则高得惊人，庄逢甘深感重任在肩。1957年8月，他起草了第一份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试验基地的设备规划，随后在外援中断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困难条件下，庄逢甘带领一支年轻的队伍开始了逆风飞扬的艰苦征程。七载寒暑，他们踏遍蜀道，愚公移山般地选址凿洞，当地老百姓看见他们把仪器架在山坡上，甚至以为遇到了看风水的阴阳先生。
钱学森认为空气动力研究中风洞试验还要与理论计算紧密结合，因此，要求庄逢甘在抓紧风洞设备建设的同时，还要抓紧理论计算队伍的建设和计算机的配置。1960年初，五院空气动力研究所成立了理论研究室，通过承担型号研制中提出的气动课题，培养了一大批理论研究人才，并配置了全国第一台电子管式电子计算机——乌拉尔-2。对于理论研究工作，钱学森提出了“为型号服务”的方向，在当时的型号研制中发挥了作用。在成立理论研究室时，庄逢甘曾向五院党委写信，汇报空气动力学如何为型号服务的想法。1960年1月27日，钱学森就庄逢甘的信做了回复。
庄副所长：您在二十日给党委的信，党委要我来复三个问题。
1．空气动力设计问题，作为红旗1号型号委员会的委员，是负责空气动力方面的，您完全可以，而且有责任抓这个问题。您可以到设计部门去了解，去听汇报。
2．风洞、试车台、试验件的加工问题，现在已经作了安排，能满足您提的要求。
3．型号委员会的问题，作为委员，您可以把您的意见向型号委员会的主任及副主任提出。
以上的意见，我已向钱文极主任及屠守锷副主任说明。我们想您能这样地提出问题是非常有利于工作的。
钱学森 1960.1.27
从上述信件可见，钱学森早在1960年就明确提出空气动力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要和型号的设计密切配合，争取在型号设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庄逢甘在科研一线解决了一系列导弹、火箭、飞船的关键气动问题。
1964年，国防科委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庄逢甘等任副组长的空气动力学专业组，对全国空气动力学试验基地的设备建设做了全面规划。从1965年中国首座风洞设计起到20世纪80年代陆续建成，庄逢甘一直是技术负责人之一。在他的正确决策和指导下，先后建成了达到国际水平的跨超声风洞、高超声风洞等设施，形成了气动试验新的规模，奠定了我国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发展的基础，对我国飞机、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各种飞行器的气动试验和研究设计起到了重要作用。
“空动”前沿的开拓者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此后外界惊呼：“东方巨龙终于打进了世界核俱乐部！”实际上，我国当时尚未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因为我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洲际导弹——还没有研制成功。由于“有弹无枪”，弹只能“待”在家里。
1969年、1971年，我国接连进行了两次洲际导弹飞行试验，但均因弹头再入时被烧穿，致使试验失败。试验人员从捡到的端头帽上发现导弹头部都有一条七八毫米的沟槽，这触发了中国洲际导弹研制史上一场规模空前，被钱学森称为“淮海战役”的弹头再人气动、防热研究的战役。
其实，钱学森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根据系统工程的原理，采用理论计算、风洞试验和模型自由飞试验等三种气动手段和总体工作，组织型号气动问题的关键技术攻关的方法。围绕再入飞行器的气动防热问题，应用这种方法，由钱学森亲自指挥和由庄逢甘具体组织开展了攻关工作。早在1964年，钱学森就十分重视再人飞行器防热问题的研究。由钱学森倡议，组成了一个再入飞行器防热研究的全国性的研究协调组，钱学森亲自担任组长。参加研究的单位除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多个单位外，还包括中国科学院的力学所等单位。钱学森亲自组织协调研究工作。1964年12月，召开了研究成果的汇总汇报会。在这个会上，钱学森提出中国的再入飞行器防热要走烧蚀防热的道路。
1975年，在远程导弹再人飞行器研制中，遇到了两大技术难题：一是再入飞行器防热问题，二是再入飞行的稳定性问题。1975年9月10日，由钱学森挂帅，庄逢甘主持，集中组织了全国各有关工业部门、科学院、高校空气动力研究所、研究中心、实验室的专家，进行了一场攻克再人防热和飞行稳定性的大会战。钱学森在动员会上指出，再人飞行器的气动防热是研制远程导弹的关键问题，要用系统工程的办法来攻关。他称这次会战是一次空气动力学界的“淮海战役”。他又指出，“人生能有几回搏”，号召大家要用拼搏精神参加这次大会战。
庄逢甘被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委以“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长的重任，承担“烧蚀防热研究”攻关。这使他成为我国烧蚀防热气动理论、烧蚀实验和测试技术的开拓者。“淮海战役”集中了全国气动领域的精兵强将，庄逢甘则是名副其实的“统帅”。然而在科研一线，却经常可以看到他像一位普通技术人员一样，亲自参加试验甚至记录各种数据。他说，唯有这样做，决策起来心里才踏实。
在庄逢甘的组织下，采用了系统工程的方法，把上述两个关键技术分解成若干专题，按空气动力学特点，按照上述解决气动问题的三大手段进行分解。整个工程项目下再设专题、课题组。考虑到各单位的气动计算和风洞试验结果可能会差异较大，因此，每个题目都起码有两个以上单位同时承担，尽可能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以确保结果的正确性。型号总体部和研究试验单位组织起来，对项目的进度、质量。及时检查、协调、总结和交流，然后再逐项综合集成，提出结论性意见，最后组织专家评定。
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1977年2月，又一次攻关会议召开了。钱学森再次参加了会议，听取了一年来的工作汇报和结论。在会议上，经过专家评议，一致认为两个关键技术已经基本突破。会议上虽然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和需要深入开展的工作，但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再人飞行器进行模拟真实再人条件的飞行试验。最后确定关键技术问题是否真正解决，还必须由飞行试验结果来证实。
虽然飞行试验的成功证实了上述结论，但由于任务的扩展和再入飞行器气动防热问题的复杂性，有关领导决定这样的攻关工作仍将继续下去。1979年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会议以第二代再入飞行器为背景，通过了《1979-1985年再入飞行器气动力学和气动热力学研究试验大纲》。在制定这份大纲时，研究人员主动采用了钱学森倡导的系统工程原理，将整个工程作为一个大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和系统论证，从而使得整个研究试验工作具有明确的整体目标和阶段目标，而各种手段和各个课题相互配套，以促进当前工作和长远工作的结合。这十分有利于合理安排人力和资源，提高研究试验工作的效率。这份大纲是在庄逢甘亲自领导下，由起草小组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研究后编写出来的。经过会议充分讨论后，大家对再人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提高，其结果最后发表在1984年《宇航学报》——由庄逢甘、黄志澄、董兴德署名的论文《再人问题的理论与实验》中。
实践证明，由钱学森倡导、庄逢甘具体执行的集中力量、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关键技术攻关的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在以后的载人航天工程飞船返回舱空气动力学和防热的攻关中，也采用了类似的系统工程的攻关方法，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十多年奋力攻关，庄逢甘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现有科技成果，解决了再人弹头的气动、防热和再人物理多项重大技术的关键问题，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气动研究和发展模式。
庄逢甘还非常重视流体力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十分注重新观点、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的探索。1989年他主持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旋涡、激波和非平衡起主导作用的复杂流动”课题，带领百余名科技人员，对非定常流和旋涡运动，从理论、实验和数值模拟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前沿课题，孕育着下一代航空航天飞行器的许多新概念，具备很大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
除了事业上成果卓著，庄逢甘的家庭也是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的。他和夫人戴淑芬自1953年结婚以来，一个举案齐眉，一个敬如上宾，呈现出科坛伉俪高尚的人格魅力。1952年暑假过后，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庄逢甘以兼职副教授的身份，给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三年级学生开了一个学期的课，讲授“流体力学”。讲台上这位27岁的归国博士才华横溢，很快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崇拜，戴淑芬也是其“粉丝”之一。
期末考试后，戴淑芬感觉考得不好，心中内疚，于是满怀歉意地给庄逢甘写了一封信：没有学好老师的课，对不起老师，不知还能否再见到老师。没想到几天后，庄逢甘专门从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来到北大女生宿舍看望大家，像兄长一样和蔼可亲。当戴淑芬送他离开时，庄逢甘问她星期天是否有时间，要请她吃饭。从此，每周星期天都成了这两位青年的幸福时光。
1953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庄逢甘被调到哈尔滨。同一天，他与戴淑芬喜结连理。没有婚礼，两人只是照了一张结婚照。婚宴也很简单，全部内容仅为25个水饺，新郎吃了15个，新娘吃了10个。然而正是这样简简单单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从没吵过架，始终同甘共苦、相濡以沫。
庄逢甘时常检讨自己一生不管家务：“我干家务事，名为帮忙，实为添乱。”但细心的戴淑芬一直坚持照顾他的起居生活。直到80多岁腿脚不便，庄逢甘还坚持上午上班，都是在夫人的搀扶下先到食堂用餐，然后走进办公大楼，令旁人又是羡慕，又是钦佩。
回忆自己的父亲，庄飞对庄逢甘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教育方式。“父亲对我们很少‘言传’，更多是‘身教’。”他说，“他自己非常刻苦，我记忆中，他下班回家也总是在看书、写文件，每天工作到很晚。这样的工作、学习精神，让我们从小就受到了感染。”
“师生情谊”相伴随
自从庄逢甘1956年调入国防部五院，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火箭、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开始，每当遇到较大问题时，他都要向钱学森请示，并坚决按钱学森的意见去办。为了工作方便，庄逢甘一家还长期住在钱学森家的楼上。每逢春节，在北京的庄逢甘都要到钱学森家相聚，一起吃一顿饭，保持着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开始的师生情谊。回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钱学森与庄逢甘两家亲如一家。下面是庄逢甘对钱学森先生的深情回忆。
大家都说我是钱先生的学生，应该说我很希望是他的学生，现实中我并不能算是他“正规”的学生。我在加州理工学院上学时，原打算结束学业后留在美国，当时我已经接受了学院的聘请。但很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了解到钱学森先生要回国，于是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也要早点回国，钱先生直接影响了我。
我头一次见钱先生是1947年8月，在美国我去加州理工学院之前，听钱先生做工程科学的报告。之后，我对工程科学的兴趣越发浓厚。20世纪上半叶，工程科学里很多都是借鉴经验判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钱先生则注重发展技术科学。后来我专业从事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学是全新领域，由于航空技术的发展，设计要求的准确性越来越高。空气动力学主要靠三大手段：风洞试验、飞行试验和理论分析计算。对此，钱先生第一是抓风洞建设，第二是倡导从设计上优化数据。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开展中远程导弹的研制，我们召开了专题会议。钱先生提出，最重要的是风洞建设，要尽快使风洞的常规试验过关。钱先生看得很远，他经常讲：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一定能干。他的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1963年，我们的研制遇到困难，钱先生把我们的攻关叫做“淮海战役”。我们对这次“淮海战役”印象非常深，它真的扭转了中远程导弹的研制局面。
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先生在北京去世，我心里很悲痛，因为我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导师。现在，我希望尽可能多地做事情，让钱先生遗留下来的东西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告慰先生。
（执笔：黄迪民）
主要参考资料
[1]《力学进展》编辑部.沉痛悼念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力学进展》原副主编庄逢甘先生,2010.
[2]网络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