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史学科的创立者:姜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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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委宣传部

姜长英( 1904—2006),江苏人,生于上海,航空教育家,中国航空史专家,中国航空史学科的创立者和航空史研究的奠基人。于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并参与美国三种新飞机的设计,均获成功。回国后,曾成功用国产材料仿制美国降落伞。自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航空教育和航空史研究70载,为中国航空事业培育了大批骨干人才,编著成第一部《中国航空史》专著,创立了中国航空史学科。对中国古代航空技术创造也有深刻的独创性研究。

国航空史学科的创立者:姜长英

苦难中的坚守

姜长英在八年抗战中虽然历尽战乱颠簸、贫困煎熬,但他没有放弃航空史料收集。他在交大航空门每期毕业后奔赴四面八方的学生中,建立了收集史料的信息网络。他尽可能与他们联系,了解各个飞机工厂、飞机修理厂、航空培训和教育机构的资料,这使得他在《中国近代航空史稿》(简称《史稿》)中收集的有关材料非常翔实。

姜长英通过学生的关系收集史料可以说是达到千方百计、“无孔不入”的地步。如学生王启德比较活跃,和有名的上海文人陈蝶仙、陈小仙有亲戚关系,而他们又和《申报》有影响的文人周瘦鹃熟悉。为了收集航空史料,姜长英请王启德通过陈蝶仙,陈小仙转请周瘦鹃写了介绍信进入申报馆楼上的书库,查找清朝末年的老《申报》。一次,王启德还帮姜长英一起抄到了一些资料,但第二次再去时就遭到了拒绝。另一学生手中有一本航空方面的书,姜长英没看到过,为了收集这本资料,他提出与学生交换的建议,即用自己手中一本书与他交换,这个同学想了想后说:“这本书我已看过,老师喜欢,我就送给你吧!”

收集史料,查抄资料,要用簿子、纸张。姜长英节约用纸,是寸纸寸金的。他用纸或用簿子写资料有时甚至是“顶天”“立地”的。也就是天、地都写满字,密密麻麻,没有空白。为了省纸,他不怕累,把字写得很小,但写得很认真,如同学生的作业本那样整齐,每个字都方方正正的。字如其人,就像他这个人的性格,一点潦草也没有。

抗战时期,由于他去过抗日根据地,所以对革命根据地有较深的感情。因此在编写《史稿》时他一直念念不忘要写一章《革命根据地的航空》,即后来新版《中国航空史》第三部分、《史稿》中的第七章。这个愿望他考虑了很久,最后因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而没有写成。他一直担心如写不出这一章将要抱憾终生了。幸好后来有位赵中先生鼎力相助,帮助他写好了这一章。他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他说,有了这一章,终于使全书的出版内容更趋充实和完整了。

中国航空史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姜长英生活安定,一心情舒畅,经过20年航空史料收集,姜长英考虑撰稿了。他说,我自不量力,想写一本航空史。他在1949年的暑假就开始行动了。

在1949年暑假,七七事变纪念日后,姜长英开始撰写中国航空史。浩繁的资料,漫长的历史,从何写起?经过反复考虑他觉得还是先写古代航空史。这样可以缩小范围,先避开民国以后的混乱时期,专写我国四五千年以来的古代中国航空发展史。这个时期虽长,材料却有限,容易理出头绪。曾有人建议写战史、军史,但要涉及后来的军阀混战,还是写一般的航空史好,尤其是民国以前的航空史会有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这样定下后,他忙了两个多月总算完成。他准备将此稿作为中国航空史“全史”的第一篇,并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给书写好自序,书定名为《中国航空史料》(简称《史料》)。

原本他已托了同事朋友把书稿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哪知碰到1950年国民党飞机的“二六”轰炸,上海发电厂被炸,电力紧张,书稿被商务印书馆退了回来。后此书仅在华东航空学院的《航院学报》上零星刊出。

1957年,该书铅印成小册子,参加学校第一次科学大会,作为论文发表。1958年夏秋之际,遇到教育革命运动,姜长英的教研室把此书作为批判对象,口号是“拔白旗,插红旗”。当时姜长英正在外地出差,回学校后看到抄写批判该书的大字报底稿,他看不出批判的内容能说明此书是“白旗”,也未看到有什么“红旗”的内容来替代。当时面对一片批判声,姜长英很豁达,他认为一部作品受到批评未必不是好事,他除了看大字报外还戴着眼镜仔细阅读《大字报汇编》的油印材料。他带着一股执拗劲想从中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好修改作品,或者与批判者商榷探讨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是这两个想法都落了空,大字报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也就不了了之,由它去吧!

后来西北工业大学校部开大会,指出对这本书“拔白旗”是不对的。1959年,姜长英收到《国际航空》编辑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征文的约稿信,指定题目是《中国古代航空史话》(简称《史话》)。姜长英请示领导同意后又动笔写了《史话》。因为原来有过写《史料》一书的基础,写来并不困难,用了一个暑假就写完了。

姜长英的《史话》还是很有特色的。他写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天穹之梦。飞天之梦,古代人为实现梦想,勇于实践,以对空气动力的利用发明了轻航空器如降落伞、孔明灯,重航空器如风筝、竹蜻蜓,以及用喷气推进的火箭等,这些说明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历史上中国许多发明早于其他国家数百年上千年,这些都为现代航空器如降落伞、气球、飞机、直升机的发明提供了启迪和基础。

但这本《史话》命运多舛。

它1959年完成,1万多字,有4幅插图。后来在《国际航空》杂志1959年第10期上发表。

1963年《航空知识》杂志要稿。姜长英略改旧稿,自己选用了15幅插图,编辑部添了2幅。这是第二稿,刊于《航空知识》1964年第2,3,4期。

1965年,《航空知识》编辑部把《史话》推荐给北京某出版社,准备出本小册子。姜长英就整理旧稿,由出版社配图,这是第三稿。1966年春,版已排好,碰上了“文革”,计划落空,连稿子也没留下。等到“文革”结束,出版社对《史话》已失去兴趣。

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把“中国航空史”定为一门选修课,由学校铅印成教材,分印为三册,其中一是《史话》,二、三是后来写的《史料》和《史稿》。对《史话》部分,姜长英又做了第四次修改,自选插图共27幅。

1983-1984年,姜长英又用两个月时间把《史话》整理了一遍,增写了一节“罗盘”,插图增到34幅,文字也从2万多字增加到3万多字。这是第五稿,刚写完就被某出版社要去。

1985年6月,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成立,姜长英就把《史料》《史稿》交给他们,于是《中国航空史》正式出版了。其中没有包括《史话》。

但是拿去《史话》的出版社并未积极安排出版,而是空放了两年。后来姜长英知道了,就去把书稿要了回来。之后,台湾中国之翼出版社负责人来访,拿去了全部稿件和资料,说是很快可以出版。但最后《中国航空史》台湾版只印了第三部分,即《史稿》部分,而且把姜长英对旧中国政府的航空政策的评论也做了大量删节,所以台湾版并不完全代表他的观点。而《史话》《史料》两部分台湾出版社拿去后都未印,这样又空置了三年。到1995年5月,姜长英把《史话》《史料》等未用的稿子和资料再从台湾要回。

后来,《中国古代航空史话》终于由航空出版社出版,时间已到了1996年4月。

姜长英认为他的《史话》很有特点,但始终“未遇到识货的慧眼”,所以一搁就是三四十年,才得到正式出版。他认为他的书,一是以航空动力学的基础理论来分析古代航空的理想、故事、传说,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评论、衡量这些传说、故事的真伪、价值。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古代人民根据自己的航空航天梦想,在制作飞行器方面的探索和飞行尝试所取得的光辉成就给予分肯定,对现代航空器研究发明的重大影响和启迪有着充分的例证和阐述。

因为姜长英是航空科学的专家,他来写航空史自然有他的专业优势,他在写《史话》时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了他的优势。而且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史话》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在航空科技方面的重大贡献,以大量的实例说明中国有什么发明比外国要早几百年,有什么发明甚至要比外国早上一千几百年。此书批判了崇洋媚外思想,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尽管有些出版社认为它不赚钱,不肯出版,但《史话》确实是一本弘扬正能量的,具有科学性、可读性的好书。

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姜长英对《史话》五次修改补充和完善,三次送进出版社而未被出版,可谓一波三折。可是姜长英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满自信。他不屈不挠地坚持数十年,不断推介到出版社,虽经挫折,但决不气馁、决不放弃。

近代航空史:中国人的航空救国梦

姜长英修航空史,从收集史料到撰稿(从《史料》到《史话》),从1930年起到1960年,一个人一千就是30年。30年来,没有鼓励,没有认可,没有理解,没有宽容。下一步会怎样发展,修史的命运前途会如何,姜长英说不清楚。

1960年春,清华大学教授刘仙洲来西安访问,刘教授约姜长英面谈,并委以编写中国航空史的重任。他感到任务重大,但没有辞掉,就接受了。

于是,姜长英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科学史研究所)的《中国交通工具技术史讨论提纲草稿》(其中有一定比例是有关航空的题目)来拟定撰写提纲。他们的提纲里对古代航空史不列为专门的章节,并写明现代史部分暂时也不要求编写,主要编写1 840年到1949年的近代史部分。姜长英参考了这些意见后自己拟定编写了一份近代航空史的提纲:

(一)近代航空史的前期。

(二)飞行训练和飞机修理。

(三)航空工业。

(四)民用航空。

(五)民间航空活动。

(六)航空工程教育和研究。

以上第一个题目介绍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70多年的事情,后5个题目介绍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三十几年的事情。这里除军事航空和航空测量以外,其他有关航空的题目可以说都包含了。

姜长英坚持认为,鉴古可以知今,了解过去可以指导将来,所以历史是必须研究的。可是,多年以来,中国航空史的编写工作一直没有人去做,学航空的没有做,学历史的没有做。他想,若是让外国人来先写,如像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编写《中国科技史》那样,就“真是使中国人太难堪了”,现在姜长英成了承担这个任务的第一人。写航空近代史就绕不开民国政府和国民党,这是个危险的禁区,可能会遭到更大的批判。但是姜长英认为这是“历史的必需”。一方面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承担了,另一方面他还是很清醒、很谦虚的。他在《史稿》前言中说:这是一次尝试。由于缺乏经验和参考,学识和政治水平也差,在史实、剪裁、编排、叙述、议论等方面都会有问题,尤其是观点是否正确,最无把握。这就要求读者们的积极指教了。

写近代史,实际上是写中国人的航空救国梦,这段天穹之梦很多史实他都亲身经历,比较熟悉。但在撰写过程中,他仍旧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对一些重要的史实做考证核实工作。例如,1932年12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菲律宾华侨捐赠30架飞机给十九路军抗日。此事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是发生在上海自己家乡的事,姜长英自然是清楚的,但为了查证捐机的事,他特地给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写信求证,得到了蔡军长肯定的亲笔回信。又例如,40年前,杨仙逸曾制成一架飞机,孙中山和宋庆龄参加了试飞典礼,并给该机命名为“乐士文第一号”。姜长英专门给宋庆龄副主席写信询问“乐士文”的意思。1965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宋办”来了回信,解释“乐士文”乃宋庆龄在国外留学时所用学名“ROSAMONDE”的译音。可见姜长英修史的认真严谨。

1963年5月,也就是在姜长英动笔撰稿的中期,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室有过一个指示,说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史部分暂时不要编了。后来分析,他们可能当时已经听到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了。但姜长英对于政治斗争是不研究、不敏感、不考虑的,他也不会为保护自己而放弃撰稿。30多年收集史料,历史的责任感驱使姜长英还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写下去。

1965年《史稿》终于写成,并按章油印了出来。

不断开拓中国航空史研究祈领域

1930年,姜长英在沈阳东北航空军司令部工作时,即开始收集航空史料,拍摄他所见到的飞机照片,记录飞机修理厂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1933年,航空署要出一本航空年鉴,其中包括中国航空史。“可是,多年以来,中国航空史的编写工作,一直没有人做,学航空的没有做,学历史的没有做。”姜长英说:“我曾自不量力,想写一本中国航空史。”为此他节衣缩食,收集和购买航空书刊,置局势动荡或工作变迁于不顾,坚持不懈收集,并于1949年暑假末写出了《中国航空史料》初稿,1959年写出《中国古代航空史话》一稿,1965年又写成《中国近代航空史稿》。这三本史料内容,横跨上下五千年,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丰富翔实的史料,科学系统的分析,由姜长英一人独自完成实属不易。《史料》在1950年准备出版时,因遭“二六”轰炸而停,1958年“教育革命”中被拔“白旗”受批判。《史话》则五改其稿,三易出版社,接稿不印,四地出版社均拒绝接稿。《史稿》在“文革”中更受到史无前例的批判。但姜长英编史决心矢志不移,他坚信,“鉴古可以知今,了解过去可以指导将来”。他的著作“可以使读者了解我们祖先的巨大贡献,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克服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因而有助于中国的‘四化’建设”。正是在这种崇高的爱国爱民之心的支撑下,他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写作和研究,不断修改旧稿,增补新资料,撰写新稿。《史话》《史料》和《史稿》终于在1982年由学校分别铅印成讲义,作为航空史教材内部使用。但这本印刷质量很差的内部讲义,立即引起全国史学界的轰动,其史料之丰富,内容之翔实,已成为航空史研究者珍藏之宝,其内容被许多专家学者所引用。姜长英数易其稿,增添照片,一部积60年心血,又屡遭挫折的巨著《中国航空史》终于由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在1987年6月正式出版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这是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航空史,也是当时唯一的一部最为全面、最为系统、最为完整和最为翔实的中国航空史料。它一出版立即受到航空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国航空史》以大量丰富、翔实准确的史料,说明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才能与智慧及对世界文明在航空方面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它不仅仅是史料,它“史论结合,观点明确,爱憎分明,对读者来说能得到比史实本身更多的东西”。“不仅史料翔实,考证周到,而且还有科学分析和精辟论断……早已超出了史料的范畴。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航空史》都是一本经典性的航空史著作”。该书也奠定了姜长英在中国航空史研究领域里最高的学术地位。著名的航空史评论家陆永正指出:“该书专业性强、资料性强,资料又丰富,注释又精细,还顾及技术史的发展脉络,为人们对航空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四通八达的线索,必将极其有效于促进深入研究的进程。……总起来说,该书能给人指南、给人钥匙、给人研究的资料库,确实具有‘百科全书’的特色。因此,该书作者姜长英确实不愧为中国航空史的奠基人。”该书的影响不仅超出了航空界,甚至超出了中国。美籍学者朱永德先生已将这部著作介绍到国外。台湾出版社慕名而来,为它出版了国际中文版。2000年10月,包括姜长英全部史稿的《中国航空史》(新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终于在20世纪末了却了这位世纪老人的一生夙愿。

姜长英与钱学森的航空史情缘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到清华学习培训,留美学习准备转学航空工程,因此曾到杭州笕桥航空军官学校实习。当时姜长英正在笕桥当教官,但并未与钱学森谋面。1947年夏,钱学森回国探亲、结婚,曾回母校交大做过一次报告。姜长英听过他的讲演,此时,他们两人并不认识,可以说是素昧平生。

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铅印了《史话》《史料》《史稿》的教材。姜长英主动写信给钱学森,和他探讨撰写航空史的问题,寄给了他一套西北工业大学印的《中国航空史》教材,并托他送一套给国防科工委领导同志,还告诉他将在学校里开“中国航空史”讲座。钱学森专门给姜长英写信说:“您多年来研究我国航空航天历史,很有成绩,发表论文多篇,今又把积稿印成教材三册一套,实可敬佩!我希望您能将讲义整理成《中国航空航天史》出版流传,以教育后代。”钱学森作为一位大学者、世界知名人物,却没有一点架子。他谦虚、客气,自称晚辈,按姜长英的要求帮助转送材料,并写了回信,从1982年至1994年前后共写过6封信。钱学森还完整地保存着姜长英寄给他的专著、姜长英主编的全套《航空史研究》杂志及有关资料。现在它们都保存在国家级的“钱学森图书馆”内。

钱学森在信中还提出他对编写航空史的建议:“(一)写史不可无议论,不然成了流水账。史论当然要有原则指导,这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论史的一个方面是人物评价,历史功过应有公论。总之,写史要敢于讲话,不要拘束。用中央三中全会以来的话就是‘解放思想’。”

钱学森对修史的看法,姜长英自然是完全赞成的,也可说是具有共识的。“文革”前,姜长英从收集史料到撰稿,都是一个人在奋斗,没有哪个人和他探讨过修史的实质性问题,可以说是,没有鼓励,没有认可,没有理解,没有宽容。因此他对钱学森在回信中对他修史的关心和看法是十分高兴的,至少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和他是“知音”。

在钱学森的鼓励下,姜长英又对教材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补充和完善。1987年6月,该巨著由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把中国航空史研究推向深入

姜长英收集来的书刊资料堆满了他的书房,还先后赠送给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3 000多册。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专门为姜长英建立了“航空史资料查询室”,不少专家学者都曾来此查阅考证。他手头还有剪报6大本、手抄笔记本23册以及大量载有航空史料的书刊,可见他收集资料之艰辛,研究考证之功底。丰富的资料是研究之本,来之不易,考证更难。姜长英常常为查证一条资料,不顾年迈体衰,多次奔波于校内外图书馆,或发信去征询,或托人去查找。至于给书馆、报社、个人发信查询的更不计其数,往往得不到回音,姜长英为此感叹:“航空史研究是不容易的。”但他仍乐此不疲,严谨考证。姜长英认为,“航空史料的收集和研究,一定要依靠群众的力量”,要开辟资料的汇集和研究的园地。为此,姜长英于1983年他80岁时创办了《航空史研究》学术刊物,供航空史研究者交流研究成果和经验,并积累航空史料。果然,刊物一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航空史料,特别是红军时期和我党早期珍贵的航空史料都纷纷寄来,同时也聚集了一大批航空史研究者和爱好者。

姜长英深知培养航空史研究人才的重要性,1982年,他给学生开了“中国航空史”课,1987年招收航空史研究生,1988年组建“航空史研究室”。1989年,姜长英86岁高龄时,创建了中国航空史研究会,并多次举行了学术交流会,现有海内外会员350多人,吸收了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人,抢救了一批珍贵史料,也吸引了一大批中、青年航空史研究者。一个庞大的航空史研究队伍已经崛起,一批有水平的航空史著不断问世,姜长英的心愿实现了,这是他为中国航空史的研究,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姜长英也因此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第一批享受政府的“特殊津贴”。姜长英除任中国航空史研究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航空史研究》主编、顾问外,还兼任《航空知识》编委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编委。

(整理:宁生录)

主要参考资料

[1]姜保年.天穹之梦——中国航空史研究奠基第一人姜长英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网络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