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珊( 1917—1987)，江苏南京人，中央大学土木系毕业后考入首届机特班，1940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华东航空学院、西安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主任，航天部一院强度所所长，是我国航空航天界著名结构强度专家和教育家。
航空航天结构强度专家：黄玉珊
2013年11月7日，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为纪念中国力学泰斗和西工大航空学院结构强度专业创建者黄玉珊，建造的塑像初稿完成，他的四女儿黄其青教授（也是航院强度专业，女继父业）约我和傅祥炯老师第二天去塑像加工所在地西安交大看看，毕竟我们是长期和黄玉珊相处过的同一教研室的成员，希望我们对初稿提点改进意见。
揭开蒙布，初看黄先生的塑像，给我的感觉只能用“又像又不像”来形容！这种复杂的感觉至今还想不出来该用什么文字表达。也可想象雕塑家单凭几张黄先生生前的照片来塑造他的铜像，既要貌似，又要神合，有多么困难！
黄先生的塑像初稿给我的印象就是貌似而不传神。这个意见可难倒了创作者，反问我“怎么改可以传神？”当时问得我哑口无言！
回家路上我在想如果雕塑家把我在下面要讲的黄先生的几个小故事读过，也许塑像可以改得传神一点了！读者可以批我大言不惭，但是我心中的黄先生的的确确就是那么生动传神的。
神童黄玉珊
老早就听说华航有个23岁的神童教授。1956年华航迁到西安成为西安航空学院，我们西迁飞机系第一届学生很幸运由黄玉珊教授来上“航空概论”课（现在想象不到一个大牌教授会去上这种科普性质的概论课）。算起来黄先生当年39岁还不到。第一节课大家静候在西平一大教室里，只见一位穿着灰色紧身西服（显然是西方版式）、戴着樱红领带的青年教师小跑着上了台阶，站到了讲台上。当年西安也只有西北大学比较出名，所以名校上海的交通大学和南京的华东航空学院西迁西安，很受当年的省市领导重视。陕西省广播电台的记者和录音人员早已经递过话筒，等他开讲，准备报道。黄老师的第一句话是，“我是黄玉珊，今天给各位新同学讲‘航空概论’。”台下一阵掌声，然后很快安静下来。“航空概论，首先要回答大家的是飞机为什么会飞的问题……”我就这样第一次见到了黄玉珊教授，第一个印象就是教授也可以这么年轻潇洒，不一定是胡子一把、步履蹒跚、戴着深度近视镜的样子。
魅力黄玉珊
说句实话黄教授讲“航空概论”的水平相当一般，因为几个大班同时开设“航空概论”课，许多同学都逃到隔壁王克等青年教师讲课的大班上去听课了。记得系里还要求我作为大班班长应该维持听课纪律，说服大家不要乱窜，还说听课不是听戏，要看真正的讲课内涵。大家觉得黄先生口才一般，不像王克那样非常有“煽情”本领，讲得生动，很合年轻人的胃口。
到了1961年我毕业留校，到了黄先生的飞机结构强度教研室时才领略了他的真正魅力。
首先是他的独特作息习惯：每天清晨四点起床，读书看论文，九点钟到飞机系办公室处理公务。系秘书韦素恒非常敬业，早已把系主任要处理的公务文件准备妥当，一般他会将公务文件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可以闭着眼睛叫黄先生签字的；第二类则是系秘书要对他稍作解释即可签字的；第三类则是比较重要的决策性文件，需要系主任带回家仔细斟酌后签字的。黄先生将这些没签字的文件带回到教研室处理业务问题，听取业务骨干汇报教学和科研进展，交代布置下一阶段任务，大概到上午下班回家。下午就一头扎进图书馆，主要是外文阅览室，翻阅最新学术动态，查阅有关强度方面的最新论文，做卡片（就是把论文摘要和理解心得写进去），仅1954年春到1956年夏，他制作的文献索引卡片就达1600余张，尔后利用零碎时间坚持了这项工作。除了写下大量研究笔记之外，他从1953年8月开始写日记，直至逝世，35年未间断。日记共有42本，其中个人与家庭琐事甚少，多为工作考虑、学习心得与讨论纪要。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黄先生用数以千计的读书卡片证明了他的勤学与毅力，逝世后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黄先生晚上九点钟上床睡觉，日日如此。办事效率非常高是他的一个特点。他很早就“发明”了教师定量考核方法，例如把教师工作安心程度、业务水平、教学效果等划分为10级（满分是10分），
然后用一个大于1的加权系数乘以强调的那项，小于1的乘以次要的那项，然后代人一个“黄氏公式”（可能包含加减乘除甚至平方、开方运算），即可算得每人得分。高低排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大家无话可说，因为在决定加权系数的时候他是征求过大家意见的。他的行政领导能力可以用干脆利落来形容，显示了他有个性的领导风范。
其次是他的业务能力，大家就是大家，黄先生永远站在学科的最前沿。“文革”时期有人批判他的“德尔塔比零”的理论（数学上“δ”念作“德尔塔”，是“小量”的意思，δ/O=∞是公认的一个定义），意思是说黄先生只做开端的一点工作（δ)，好比是狗熊掰苞谷。其实黄老师的本意是鼓励大家去做开创性的研究，即使做一点也是很了不起的。
他早年从事结构力学、板壳力学、稳定理论方面的研究，造诣很深。以后又根据发展需要，开展了结构振动、气动弹性、热强度、疲劳定寿、断裂力学、损伤容限和结构可靠性等学科的研究，为我国航空、航天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黄先生还有个理论就是“最大斜率理论”：他希望大家去找学科中发展斜率最大的方面去努力，不要把力量放在发展势头已经平缓的方面去。这个理论也在“文革”中遭到莫名其妙的批判，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捏造的何种罪名。结构强度教研室每个新领域都是他带头开辟的，而当新的学科点建立成长起来后，他就会根据学科发展和工程需要转移到更新的领域开辟新的研究。1962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运载火箭重人大气层时发生摇摆，黄玉珊应邀参与故障诊断与质疑，产生了要加强研究气动弹性力学的想法。1963年，在黄玉珊指导下，赵令诚编著了国防工业院校统编教材《气动弹性力学》，这是我国有关气动弹性力学的第一本著作，并把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结构强度专业64届本科班改为气动弹性专门化班，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动弹性专业人才。随后在赵令诚教授带领下，朱思俞、姜节胜、缪瑞卿、张保法和杨智春等先后开展了歼教-1飞机颤振模型试验、导弹弹翼超音速风洞颤振试验，歼-6改型机机翼、歼-7改型机机翼、大型运输机的T形尾翼颤振和飞机壁板非线性的颤振分析与试验研究，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黄先生重视从工程实际中提炼学科研究新方向的做法，至今还是值得倡导的。这些他创立的学科点一直发展壮大。事实证明批他“δ/O=∞”和“最大斜率理论”的做法，是对他的本意的曲解。
黄玉珊的治学思想是广与深相结合，他认为学问要在广的基础上求深，深而再广，广而再深。1959年他觉得应该写一本供教师任课和科研用的《飞机结构力学》，写成后印出。当时包括他的优秀学生朱思俞都说，初读这本书觉得尽是骨头，但是越读越觉得这本书提纲挈领，推演精练，概念准确，见解独到，的确是一本用华罗庚读书“厚薄法”才能读出它的味道来的好书！这也说明了黄玉珊的学问博大精深。
西工大一般力学学科（现在改名为“动力学、振动与控制”），当时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它成功通过申请，完全与黄先生的“功劳”分不开。他说，当时大家心里并没有数，都不敢申请，黄先生就在会上说“那么我们西工大来一个”，于是上报且申请成功了，可见他的影响和威望有多大。
百折不挠黄玉珊
黄教授的后半生是在一波一波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可以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有“资格”受到冲击。无疑，最大的莫过于在“文革”中所受的冲击了！但是对于此，黄老师心中却非常坦然：1978年陪他出差上海，他对我说，除了出身不好，我爱国爱党爱事业，又没做过贪污等坏事，所以相信每次运动都会过关。他心中并不害怕，所以素有“老运动员”之称号。
1967年“文革”高潮，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黄玉珊受到空前的冲击。我记得许多他过关的事。一天，红卫兵小将把他和姜长英（中国著名航空史学家）等老教授关进当时西工大研制的“延安一号”飞机机舱里，要他们自己开舱下飞机，据说他们七手八脚也没能把机舱门打开，于是给他们戴上一顶“饭桶教授”“草包专家”的帽子。黄老师对此只是笑笑，还对人说“是不是他们把门反锁了”。还有，当时航空部飞机强度所（当年在耀县），为了做轰-6全机强度试验，设计了一个硕大的一号厂房，黄先生作为专家之一参加了方案审定，完工后轰-6全机推进去上翘的尾翼竟然露出门外，红卫兵抓住这点批斗他，写了一个“破坏国防建设认罪书”，要他签字。他看了半天，对造反派头头说，当时开会审定时，把飞机的三面图剪成纸样，从各个角度放进去过，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呢？头头说，那要问你们这些“草包专家”啊？他回答，这个真的不知道了。最后造反派还是逼他在认罪书上签字，他被迫签了，但是悄悄地在后面写了一个附注：当时样机模型是试放过的，今天这样的后果客观上是破坏了国防建设，巧妙地否定了自己主观上的罪行。记得很清楚，当时造反派头头看了后不禁失笑说：“这老狐狸，老道啊！”后来不知谁在历史资料里发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黄玉珊”是国民党蓝衣社（反共的特务组织）的骨干，不断批斗黄玉珊，但他就是个不承认。工宣队和造反派设计了一个圈套，想突然把对他的批斗上升为全系的规模，要他认罪，而且在会场周围刷满了每个字有一米见方的大标语：“打倒蓝衣社特务黄玉珊！”“国民党特务黄玉珊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黄玉珊被押进来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非常镇静。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后，他们开始了凶猛的火力批判他的各种罪行——从反动学术权威到破坏国防建设，最后转到揭露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黄玉珊。批判人愤怒质问他：“你是不是蓝衣社特务黄玉珊？”答复：“我不是，不认识这个人。”于是又一阵口号：“黄玉珊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突然，会场上一个同教研室的中年人蹿到讲台，一把紧紧地从背后揪住低头弯腰的黄玉珊的衣领，大声质问：“你这老狐狸，你敢说你不是蓝衣社特务？”大家被这突然的情景吓呆，黄玉珊却因为憋气晕倒在讲台上，一时不省人事。还好，主持批斗会的工宣队长比较人性，驱走那位极“左”分子，松开他的衣领，暂停了批斗，黄先生才缓缓醒了过来。然后，工宣队长宣布会议提前结束。我目视着被同学领走（去学生宿舍的“牛棚”）的黄老师，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没想到工宣队一位队员走过来对我说：“姜节胜，你今天去看着他，一步不许离开，晚饭时学生给他打饭，你也别离开，换着吃饭。”然后咬着我的耳朵悄悄叮咛小心意外——那时经常有被批斗对象趁看守疏忽，跳楼自杀事件的发生。我很吃惊，我向来是被视为不可依的“右倾”人物，今天怎么会领受这么个“革命任务”？但是立即又感到紧张，自问黄老师真会自杀吗？如果是，我一个人怎么能看得住？故向工宣队提出至少再派一个人协助我，答复是不派教师了，就叫学生和我一起看着他。到了学生宿舍，黄玉珊提出来要在学生床沿上坐一会儿休息一下，我们当然答应了。在我们眼里，近50岁的他已经属于“老先生”的范畴，因为记得胡沛泉老师在我1961年大学毕业时是40岁，已经有人叫他胡老了，所以还是要对他们客气点。大概过了十分钟，我发现黄先生的屁股不断往床里边移动，又过了十分钟，他人已经靠在学生叠好的被子上了，我出去打了一壶水回来，他已经在那里打呼睡着了。哈哈，看来我的任务很轻松，他根本没有把今天突然升级批斗当一回事啊！过了许多年，1978年我和他开玩笑问，黄先生你当时怎么能睡得着啊？他答，我不是蓝衣社的，所以不应该紧张啊，站了半天累了就睡着了。
蓝衣社的事一直没查清楚，到了“文革”后期，领导们想把这件悬案了结一下，于是大家商量一下，决定专案组出面和他做一次最后的“拼刺刀”。于是由学生把在楼下劳动（拔草）的黄玉珊叫了上来，他讪讪地站在那里。主持人问：“你应该做点什么？”他反问：“不知道应该做点什么啊？”“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祝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啊！”于是他一摸口袋，没带语录本子。工宣队说：“算了，你就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连最最基本的程序都不清楚。今天叫你来，是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蓝衣社身份的充分证据，但是人民还是想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蓝衣社骨干黄玉珊，如果是，赶紧坦白交代，仍算你自首。如果你认为不是，可以立马走人。”没想到黄玉珊听了一点犹豫也没有，真的拿起边上的工作服，一个快转身就想走人！我们忍不住要笑。主持人大声吆喝：“回来！黄玉珊，你真是死不悔改啊！”黄先生却说：“是你说的啊，不是就走人么！”这下把主持人气晕了，一声“滚”，把他逐出门外。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面面相觑，于是一场有史以来最最简短的批斗会在出乎意料的结果中提前结束。
还有一件事也是令人忍俊不禁，那是1970年我们飞机系大部分教师带领毕业班学生去南昌，参加“井冈山一号”飞机设计研制，黄玉珊作为刚“解放”不久的专家在“群众监督下”参加工作。他和大家一样挑灯夜战，加班加点，用手摇计算机算飞机强度，出图纸。对样机做了部件的强度试验（机翼和机身等），在做后机身强度试验时，大家很紧张，因为大开口大大削弱了它的强度，大家没有经验，等加载到85070载荷时许多人攥紧拳头，手心都出了汗。可是当大家的目光转向黄玉珊时，却发现他并不在现场。这令工宣队领导很为不悦，叫人去找，结果说他上街玩儿去了！回来后，对他一顿训斥，得到的回答竟是，没有人通知他，他以为自己属于另类（即所谓“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另类人），没资格参加关键部件试验，所以一心情不好上街散心去了！真是叫人啼笑皆非。
当时南昌物资供应远比西安好，所以经常看到他左手拿着荔枝吃着，右手摇动计算机手柄。到9月中旬因为林彪出事，说“井冈山一号”是为了他南逃准备的飞机，所以就匆匆散伙（实在可惜）!他回到西安对我说，南昌之行过好的伙食使他发福，皮带松了两个扣，连颈围都增加了几个厘米。
政治上的“老运动员”黄玉珊，一直平安地从各次政治运动中走过来。因为他实在是心中无愧，对什么情况都能应付自如！那种坦荡和从容不是所有人都能具有的。
诙谐黄玉珊
当年政治气候正常时，到了年终，教研室都要开一次茶话会贺新年，最后每人要表演一个自己的节目。轮到黄先生时，则是他年年不变的“笑话”——《我的名字叫黄玉珊》。说的是，1939年他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后乘轮船西渡美国，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漫长旅途中，去餐厅就餐，常遇见一位法国朋友，每次他餐毕均要用法语祝黄先生胃口好，黄先生不懂法语，以为是问他姓名，所以有礼貌地起身答“黄玉珊，黄玉珊”。后来每每就餐遇见他都这样问答，引起他的怀疑，怎么那个法国佬记性那么差？问了懂法语的同舱朋友，才知道原来是个误会。一次又在餐厅遇见了，这次是黄玉珊先吃完，于是走到那位法国朋友面前用刚学会的那句法语祝他胃口好，不料，那位朋友却用中文回答：“黄玉珊，黄玉珊！”回到船舱，黄先生笑了半天，并告诉邻友，大家也笑得流出眼泪。他年年重复这个笑话节目，后来除了新人外，我们听了是面无表情了。
再有，1978年夏天他和我去上海参加“运十”大飞机气动和结构强度项目评审，住在上海华东军区专属的“延安饭店”。一天晚上，上海交通大学杨檩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船舶与海洋结构设计制造专家，黄玉珊的妹夫）请他吃饭，时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也在座，邓曾是华东航空学院筹建时的政治辅导处主任，参加学院筹建工作。黄先生去赴宴时我叮咛他要把出人证带上，因为饭店管理很严，无出人证是不让进的。宴请后邓书记派车把他送回饭店，结果他一摸身上的出人证不见了，门卫要他打电话由我去接他进来，到了房间摸遍全身衣服口袋就是找不见证件，最后自己笑瘫在床上——原来天气太热（那时房间都没有空调），吃饭时大家都脱了短袖衬衫，临走时他把身材相似的邓旭初的衬衫穿走了。果然片刻后，邓书记派车把他的衬衫送回。出差快结束时，他高兴地说上海音乐厅有场音乐会要请我一起去听，原因是前一天我请他吃了一次冰砖。但是音乐会中间他却呼呼大睡，回来还问我后来演出了一些什么节目。时年黄先生60岁，还是像孩子一样不拘小节，大大咧咧。
父亲黄玉珊
黄玉珊有四个女儿，我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二女儿黄其惠，因为1981年春我去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她已经早我一年在那里读物理系硕士。尽管我年龄大于她多岁，但因人生地不熟还是处处受她的照顾。我赴美临行前，问黄玉珊老师是否要带点什么，回答是不需要了。黄其惠非常能干，从小就是优秀生，初二从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直接保送上高一，有过“黑五类”和“上山下乡”的经历，1972年起在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就读，毕业，工作。但是“文革”一结束，她就重整旗鼓，不久就第一批出国留学。她的能力不能不说是受到黄老师的基因影响。记得出国要考英语，大家对口语关（当年还是面试的形式）十分头痛，她却顺利过关，从考场笑嘻嘻出来后，大家问她有何诀窍，她说：“告诉你，口语考试每人就是十分钟，如果十分钟掌握在考官手上，那就死定了，所以考官问我一个问题我就主动掌控，滔滔不绝，不让他插话，把十分钟用完就行了。这样既掌握了主动权，又给了考官很好的印象。”这不是很聪明的办法吗？因为她是最早到美国的留学生，加上又在华盛顿特区，大使馆把她作为留学生和使馆联络的纽带。而她虽然学业紧张，还是对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留学生都非常关心。
小女儿，老四，黄其青，也算是我熟悉的，“子继父业”，一直在航空结构强度战线奋斗，主要研究结构疲劳、断裂、可靠性分析。她不靠两个姐姐在美国的影响而出国，一切也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问她为何不出国，她回答，“在国内发展也很好”，脾气也像其父。她在西工大航空学院当教授，还当过航空学院副院长，任劳任怨办事，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学问也做得很好。
黄玉珊先生身为我国航空结构强度的研究前驱，不仅留学英美学成后毅然回国，还毫不犹豫地远离富饶的故乡南京来到当时艰苦的西北创业，一辈子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西安航空学院和后来的西北工业大学，他的行动就是西迁精神的最佳体现。他离开我们快30年了，他是值得我们航空人心里永远铭记的一位长者，一位贡献突出的航空航天结构强度专家和教育家。
（执笔：姜节胜）